权利保护水准应与社会资源总量保持适应性，但对适应性的判断，却可能存在偏差，这就可能导致宪法藉此对部分权利保护不予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沦为宪法推卸权利保护之义务托辞，从而损及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魏玛宪法第15 1条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这个结论已经足以让我们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权利，因为我们所熟知的自由财产权显然不具有垄断性。

[1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第2项，全国性的一切森林、蕴藏与水利 等归国有，是对人类其他生存条件的垄断。[51]国有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都承认权利义务主体双方或多方地位平等，承认参与社会关系的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机会平等，这既说明国有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属于同类，都是自由财产权，也反映了国家财产制与国有财产权之间的区别。在魏玛宪法中， 自然资源国家垄断表现为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即通过逐步的征收（第153条)、转移 (第155条)等，把原本未处于垄断状态的自然资源变成垄断资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认为，应当由国家统一经营 的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 (第28条)就是这种经济权力。

‘ 再如，有专家指出，物权法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具有非财产性(参见李凤章：《法律移植，移植什么?——以土地所有权的中国命运为中心》， 《法律科学》2009年第6期)，而这与民法的固有属性是不一致的。[22]古巴共和国宪法之序言。他们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承担着对祖先和子孙后代的责任。

但与梁启超的多变不同，康有为的基本理论框架与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民国既为共和国，则此条本可不必加入，但主权在国民，乃共和国最要之原理，不妨特为规定，使国民晓然于共和之所以为共和，全在此点。按俄、德、日、突之宪法，君主有统治权，是谓主权在君。其原因在于，在法国语境中，主权在民的民，对应的是nation，是一个被假定已实现组织化的整体，而非分散的个人。

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皇帝的法律人格已经不存在了。此等冲突，即由人民本体而发生者也。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理解，是因为它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的主流理解并不一致。  二、康有为的主权在国表述 在背景明了之后，让我们来看康有为对于主权在国的表述。他首先提出国魂概念：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但在我看来，梁的表述不大可能出于概念混淆。

没有心的自治，政治上的自治制度，必然无法运作。因而，主权在民既要求加强代表民的中央议会的权力，也要求重视体现了民的自发性和多样性的地方自治。这种设想并不能覆盖伯伦知理所指出的由少数伟大人物通过直接行动聚合人群并创立国家的经验。他们可以决定尊重传统，也可以决定彻底抛弃传统。

以本体所发生之冲突，而还欲以本体调和之，是无异使两造之斗讼者，而自理曲直也。他更倾向于出现一个强势的行政权，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国内整合。

然而，普鲁士－德国的公共行政之所以能够发挥政治整合重任，和一系列条件密切相关：（1）它们的公共行政掌握在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容克地主手里。然而尽管其术语使用并不准确，它所针对的却是真问题。

紧张在于，在中国，由于君主的倒台，主权在国论已经不再可能是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之间的延迟决断，它的第一功能已经消失了。或者与地方军阀结合，试图东山再起。首先，夫共和之立国也，去其治我者，而令人民自治也。康有为将其理解为与君、民相对的国，而王宠惠将其理解为国民全体。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其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这个时候，主权在国论的第一个层次就丧失了针对性，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在国论的第二个层次就变得特别重要。

当然，人民主权话语的盛行并不代表民主制度的确立，但至少，它已经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排除了主权在君与主权在国两个竞争者，将自身树立为唯一的主权话语。主张主权在国的政论家们固然主张加强中央权威，但主张主权在民的最大反对党国民党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也采取了单一制的立场，反对联邦制。

第二功能则是为一个以公共行政为本位的政治体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在国论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项。

要进一步理解梁启超对人民主权的担忧，就不能不探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同时穿插的另一德国公法学家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的国家观。康有为宣称他的宪政体系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模式基础之上改进而形成的，但他所推出的大总统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采取总统制的美国宪法下的总统权力。

智利（第三条）及墨西哥宪法（第三十九条）均有此规定，实本意也（比国虽非共和国，然其宪法第二十五条亦与此相类）。1913年时有效的葡萄牙宪法是1911年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梁启超清楚主权在国学说所要回应的中世纪政治理论困境。康有为在此提到，两个国家（葡萄牙、智利）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主权在国。

1915年袁世凯称帝，更是将梁启超这样的同情与合作者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继而德争霸于国竞之时，则以国为重。

这样一种君民共治的政治，既不能界定为主权在民，也不能界定为主权在君。这一区分与伯伦知理对nation与volk的区分相对应。

而在国家主义转向发生之后，梁启超倾向于将国家理解为独立的法律人格以及有机体——前者强调，国家作为特殊的法人，具有自身的意志。其中君臣门一节即提出处理君臣关系的最佳公法：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

他反对革命党的暴动即教育说，认为政治暴动并不能养成共和国民的政治能力，因此在革命之后，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共和政治，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军政府的专制统治。这种消失并非是被刻意遗忘，而是失去与政治现实的相关性。现在让我们回到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表述：中国民权已极张，而邻于列强，当以国权为重，故宜主权在国。中国民权已极张，而邻于列强，当以国权为重，故宜主权在国。

在这里，民权极张并不仅仅是修辞，它是康有为周游列国之后得到的一个切身感受——比如说，他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就指出，中国老百姓从商不需要行政审批，而他在欧美办银行，却要经过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卢梭这里，国家（état）是主权者的被动状态，真正处于能动地位的是由平等的个人结合而成的主权者，在其中，最渺小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的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领导者是无法与他人平等订立契约的。德国在短时期内的飞速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甚至使他发出德政治之美，实甲百国的感叹。

而讨论的结果是，到了1913年，多数论者接受了主权与统治权同一论。如果国民党具有掌握行政权的前景，联邦制当然会对其未来行政构成掣肘，因而不可取。